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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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朝陽市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其建城之始，可以追溯到史書記載的黃龍亭。東漢時期，黃龍亭隸屬遼東屬國昌黎道，其治所在柳城。前燕慕容皝于“柳城之北，龍山之西”建都，即以黃龍亭為基址，名之為龍城。推溯地名可能涵括的歷史深度，黃龍亭應是黃帝族的史跡遺存。慕容皝與其父慕容廆“以棘城即顓頊之墟”一脈相承，在啟導邊疆民族的認同意識，推動黃帝文化成為凝聚中華民族核心理念的進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朝陽；昌黎；黃龍亭；龍城

位于遼寧西部的朝陽市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追本溯源，大多數(shù)人都會第一時間想到柳城。史載柳城肇建于舜帝，目前的考古實證也已推溯到戰(zhàn)國時期。但遺憾的是這座柳城并不在朝陽城里，而是在城南袁臺子村。朝陽城第一次被稱為柳城是東晉太和五年（370年）前燕滅亡之后的前秦，論年代自然晚于龍城。鮮卑慕容氏建都龍城是中國4世紀的一件大事，文獻多有記載，舉如《十六國春秋》云：“咸康七年春正月，（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也。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筑龍城，構門闕、宮殿、廟園、籍田，遂改柳城為龍城縣?！毕炭灯吣昙垂?41年，龍城歷前燕、后燕和北燕而成為“三燕”故都，去今已近1700年。因此人們又普遍把龍城視為朝陽城的開辟之始。金毓黻《東北通史》就曾斷言：“茲以《通鑒》建龍城于‘柳城之北’‘龍山之西’二語證之，龍山者，今朝陽縣城東之鳳凰山也，中隔大凌河，相去不過數(shù)十里，以城近龍山，故曰龍城。以此例彼，則知龍城之建，亦不過在舊柳城之北鄙，別覓佳地，以建新城耳?！币詾辇埑且螨埳蕉妹?，始于前燕。

其實，追溯朝陽建城史的源頭僅到前燕是遠遠不夠的。根據北涼闞骃《十三州志》的記載，朝陽城的真正起點最晚應在西漢，而追溯其歷史景深，又與紅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一、遼東屬國昌黎道治西漢柳城

闞骃《十三州志》是這樣記載的：“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黃龍亭，魏營州刺史治?！笨梢姡缭谀饺莅伣ǘ箭埑且郧?，朝陽已經建城。

為了厘清朝陽這座古都的“龍脈”緣起，首先要強調一點，即闞骃所謂“十三州”，指的是“兩漢地制”，而非當時的行政區(qū)劃?！妒葜尽飞献啡录笆鶉?，涉獵甚廣，但主要還是記錄兩漢史事，因此書中所述歷史地理均以兩漢時期的名稱為基準。書中不言龍城而稱黃龍亭，原因在此。按營州始置于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治龍城，而遼東屬國是東漢安帝（106—125年在位）分析遼東、遼西兩郡6縣所置，其時尚無龍城，只有黃龍亭。闞骃約生于公元380年至452年，《十三州志》則撰成于北魏滅涼（439年）前后，也就是說，闞骃不僅親眼見證了后燕、北燕的滅亡，而且當時專記“三燕”的史著如杜輔《燕記》、范亨《燕書》、封懿《燕書》、崔逞《燕紀》等也已行世，龍城的前塵往事縱非盡人皆知，但至少不乏絲跡可尋。惜原書至宋明間亡佚，有關龍城的這段記載幸賴酈道元《水經注》引據而存世，字數(shù)雖然不多，內蘊的信息卻十分豐富，值得深入解讀。

秦漢間“凡縣主蠻夷曰道”。黃龍亭上屬昌黎道，即昌黎縣。如果按所在地劃分，此昌黎不在顧炎武“五昌黎”之內，因為涉及黃龍亭的定位，需加以明確?！稏|北歷代疆域史》認為：“前漢時西部都尉柳城縣（原注：故縣址在今之朝陽南數(shù)十里），安帝時為遼東屬國都尉治所?！睂Υ?，張國慶《東漢“遼東屬國”考略》也有詳盡論述：“西漢時的交黎，東漢時已改稱昌黎，同時又有天遼、夫黎之稱，并已由今大凌河城西遷至今朝陽市南……即原西漢柳城縣治地，舊址在今朝陽市南約二十里處的十二臺營子鄉(xiāng)袁臺子村?！北疚馁澩@一看法，理由除去此說的史料基礎扎實，信而有征，還因為其立論是以屬國性質的總體考察為支撐，而非一味牽纏，泥于瑣屑而忽略大勢。

兩漢屬國是秦代屬邦制度的延續(xù)，內附的游牧民族“存其國號而屬漢朝”，中央政府在管理上也相應地采取了“因其故俗”的羈縻制，境內各族依然保有過去的部落組織和生產方式，逐水草而居，游徙不定。因此屬國是“稍有分縣，治民比郡”，有別于中原的“城國”制度，屬于“雙重管理”。安帝置遼東屬國，主要是為安置東漢初年作為“蕃蔽”入塞的烏桓人。其最高長官都尉，原為西漢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正式設郡之前實行“軍管”的武職，后演變成郡守副貳，至東漢時期因屬國置于邊郡，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雜居一地，安帝始命其兼理民事，稱之為“別領”，其屬官自然也有縣令、長吏之名，余如王、君、邑長、仟長、佰長、目長則一律由部落首領擔任，大抵如隋唐“即其部落列置州縣”，亦即“大部落就是州府，小部落就是縣”，不同于中原地區(qū)的劃地而治。因此，有學者通過對東漢屬國設置背景、管轄對象等分析，提出“東漢比郡屬國非郡縣化”的觀點，但對官署之流動性的估計仍顯不足?？陀^地看，羈屬關系本非牢不可破，尤其是至東漢末期，國勢衰微，綏邊乏力，受制于烏桓和鮮卑，遼東屬國及遼西郡所屬縣道或勉強維持，或棄地南移，實大勢所趨。退一步說，即便確如有些學者所論，昌黎縣曾經設治于今義縣或凌海市境內，為形勢所迫，也難免隨時遷轉。根據《后漢書》劉昭注，遼東屬國位于“洛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而遼西郡則在“洛陽東北三千三百里”，遼東屬國距離洛陽少于遼西郡40里。這個數(shù)字不一定精確，但大致可以看出，無論按照哪一條古道來衡量，遼東屬國昌黎道都只能在遼西郡陽樂縣（通說在今錦州附近）之南或西，而義縣及凌海市恰好相反。

有關東漢昌黎曾經設治于柳城的史證，還有李泰主編的《括地志》，內云：“后漢省柳城入昌黎，慕容皝都龍城，本昌黎縣地，相去數(shù)十里而近也?！狈治觥妒葜尽犯鞣N輯本的來源，《括地志》這類條目很可能是《十三州志》的轉述或改寫。依照“數(shù)十里而近”的里程求索，柳城之外，其余各家考證的地點，與今朝陽的直線距離均在八九十公里以上，不可能是其所指。柳城原為遼西郡西部都尉治，其地正當大凌河谷道，素有“肘腋咽喉”之喻，論規(guī)格或重要程度不在其他任何一縣之下，然而《后漢書》遼東屬國、遼西郡均無柳城縣，這是說不通的。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后漢省柳城入昌黎”，而此昌黎又恰好設治于柳城。由此我們可以彌補以往所論昌黎沿革中的缺環(huán)，并校正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置柳城于遼東屬國之外的錯誤。

至于遼東屬國何以名為“遼東”而不曰“遼西”，金毓黻先生曾以“不能遼東、遼西并用”釋之，擇其一而已，試圖以“置本郡名”來推斷都尉治必在原遼東郡地界，自難成說。當然，從史書里也能找到此后昌黎又遷離柳城的一些零散信息?！逗鬂h書》記趙苞守遼西郡，“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shù)娇?，道經柳城，值鮮卑萬余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此事發(fā)生在熹平六年（177年），昌黎被鮮卑占領，顯然已經遷移，柳城又恢復了舊名。不過，這并不能證明昌黎從未設治柳城，也不能因為曹魏另立昌黎于別地而以后推前，兩相牽混。

二、龍城的前身即黃龍亭

亭作為軍事防御機構始見于戰(zhàn)國，秦漢間演變?yōu)榛鶎有姓挝弧！稘h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xiāng)，鄉(xiāng)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卑创朔N說法，亭介于里、鄉(xiāng)之間，里隸屬亭，亭隸屬鄉(xiāng)。當代學者則普遍認為“十里”的“里”指步里，非里居之義，亭與鄉(xiāng)、里不在同一行政系列，而與“五里一郵”相屬，由專管治安捕盜的縣尉統(tǒng)領。不過“十里一亭”大體上是成立的，因為無論是政區(qū)規(guī)劃還是道路設計，都要考慮空間因素。實地測量，柳城故址袁臺子村距離朝陽市區(qū)12公里，以秦漢10里約當今8里計，正相符合，朝陽即黃龍亭舊地無疑。

目前在亭的問題上還存在許多爭議，但有幾點已達成共識。其一，類型不同。亭有都亭、市亭、鄉(xiāng)亭、門亭、道亭之分，其性質和管理范圍也略有異同。其二，功能多樣。亭本身兼有遞驛、偵候、治安、止宿之職，因所在地不同，其功用各有側重，并隨形勢需要而變化。其三，應有轄地。秦漢列侯有縣侯、鄉(xiāng)侯，也有亭侯，可見亭是管轄一定區(qū)域的，因而才能作為食邑封賞功臣。

關于亭的構成及樣貌，就其一般情況而言，顧炎武總結了三點：一是“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二是“必有城池，如今之村堡”；三是“必有人民，如今之集市”。其中“必有城池”是亭的主要特征，“城，以盛民也”，沒有城，其他都無從談起。古代文獻經常亭、城互稱，而置于邊塞的亭，又往往與障（小型城堡）連稱。民國《朝陽縣志》卷10《古跡》記載無考廢城數(shù)座，一在“縣東北九十里”，一在“縣北十里”，另有兩座分別在“縣西北青溝梁”和“大青山上”，基本分布在柳城西北燕、秦長城和漢代烽燧（墩臺長城）沿線內側，確切地說都屬于屯兵的亭障，歷代沿襲，發(fā)展成類似村鎮(zhèn)的聚落。只可惜今已不能一一考實，除了黃龍亭，只知道還有一座曲水亭，借此可以對黃龍亭作進一步的了解。

曲水亭見于《前燕錄》。咸康二年（336年），同時駐牧于遼西的另兩個鮮卑部落即段氏和宇文氏，與慕容氏爭奪柳城，“（段）遼別遣弟蘭帥步騎數(shù)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西曲水”，未果。昱年，慕容皝“筑好城于乙連東，使折沖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曲水，《資治通鑒》別作回水，推測應為今大凌河某一支流，無確考。但于此可知，曲水亭位于柳城之西，東與黃龍亭互為犄角，顯示出軍事要塞的一般情形。慕容皝先建曲水城，后建龍城，均是由亭障改擴而成。換言之，慕容皝建都龍城之前，此地至少曾經出現(xiàn)過人煙攢集的一幕。說是“曾經”，是因東漢末期，戰(zhàn)亂疊起，百姓紛紛逃離，眾多亭障也人去城空。其時，公孫瓚任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shù)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shù)百騎，瓚乃退入空亭”。這座空亭史書沒有留下名號，大概是一座普通的小亭。一座小亭能容納數(shù)十騎，足見古代的亭與今天的亭不同。

同樣，作為柳城屬地，黃龍亭在遼西鮮卑諸部之間也歷經數(shù)次爭奪。慕容氏與柳城淵源甚深，早在曹魏時期莫護跋即以軍功拜率義王，建國于棘城之北（今北票市境），其孫慕容涉歸又“以全柳城之勛，進拜鮮卑單于”。估計慕容涉歸參與的這場柳城保衛(wèi)戰(zhàn)是在鮮卑諸部間展開的，作為勝出一方，顯然慕容氏的領地已延展到黃龍亭一帶。但奇怪的是，慕容涉歸隨后卻率部“遷邑于遼東北”。為什么？據庾信《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所述，鮮卑宇文氏自“太康之世據有黃龍”。這等于說，在公元280年至289年期間，慕容涉歸丟了黃龍亭，所謂“遷邑于遼東北”并非出于游牧之需，而是戰(zhàn)敗后的一次逃亡！《前燕錄》記“涉歸與宇文鮮卑素有隙”，慕容廆“將修先君之怨”，原來是指宇文氏侵占了他們家園。這片土地重新回到慕容氏手中，已是四五十年之后，如前所述，宇文氏聯(lián)合段氏幾次試圖收復柳城，無奈此時慕容氏已今非昔比。宇文氏和段氏亡國后，其領土納入慕容氏的版圖，黃龍亭也隨之變成了前燕腹地。

前燕于咸康七年建都黃龍亭。擇地建都，一般首先要考慮區(qū)位優(yōu)勢和人居環(huán)境，但從史料上看，慕容皝所謂“福德之地”，最在意的恐怕還是“黃龍”二字。慕容皝一向以“真龍”自命，對他而言，創(chuàng)建新都不過是托情寄志的政治手段，由黃龍亭而龍城，以此宣示慕容氏逐鹿中原、建立帝業(yè)的“鴻漸之始”才可能是其本意。因而早在遷都之前，他便開始大造聲勢。

后來的故事自然也是按照預設的腳本繼續(xù)演繹下去。據說，前燕遷都龍城不久，城東的龍山（今鳳凰山）突然騰空飛起一黑一白兩條巨龍，“皝親率群僚觀之，去龍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于是慕容皝借題發(fā)揮，又給新建的宮城起了一個別有意味的名號——和龍宮，后來龍城又名和龍城，龍山又名和龍山，皆由此而來。十六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亂世，而此類誕妄不經的“天降祥瑞”卻層出不窮。其實，所謂“黑白二龍”很可能是大凌河流域常見的龍卷風，讓慕容皝拿來做成了噱頭。僅就字面理解，“和龍”似取“雙龍和合”之義，以象天下允協(xié)。顯而易見，這是依照“君權神授”的套路編造出來的虛假故事，卻很容易讓后人信以為真，以為這是龍城一名的來源，黃龍亭變身龍城之前的歷史真相反倒被淹沒。

直到北燕，謎底才被捅破。太興五年（435年），最后一任北燕國主馮弘，為聯(lián)手抵抗北魏入侵，主動稱藩于南朝劉宋?！顿Y治通鑒》記之曰：“燕王數(shù)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胡三省注：“以其都和龍也。今北國以和龍為黃龍府。”《宋書》亦云：“（馮）跋自立為主，自號燕王，以其治黃龍城，故謂之黃龍國?！背蹩?，不免一頭霧水：自前燕以至北燕，龍城或和龍城已是地道的“百年老號”，劉宋何以要說成“黃龍城”？其實道理再簡單不過。在宋人眼里，龍城或和龍城是鮮卑人所立名號，而馮弘是漢人，封爵不能不遵漢法，故名之為“黃龍”而不稱“和龍”，這說明當時南方人對龍城的淵源并不陌生。胡注似乎是在暗示“和龍”實即“黃龍”的音變，然語焉不詳。他所處的時代，“黃龍府”一般指遼太祖平渤海扶余府之后改置的黃龍府（今吉林農安縣），《石重貴墓志》出土以前，正因為不知“黃龍府”的確切所指，石晉的北遷路線一度成為謎團。因此，“和龍”究為何義，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有一點應當注意，檢索二十五史，《晉書》《魏書》除外，《宋書》《隋書》《北齊書》以及新、舊《五代史》，以“黃龍”指稱龍城的頻次明顯高于“和龍”。翻閱其他史料，除去前面提到的庾信，如慧皎《高僧傳》述龍城名衲曇無竭、曇順等七八人無不稱籍“黃龍”，還有酈道元《水經注》記白狼水的流經、道宣《續(xù)高僧傳》記寶安法師奉敕置塔于營州，以及眾多唐代石刻資料如楊和、孫道、左才、韓相等墓志亦皆如此，拋開夷夏之辨的傳統(tǒng)觀念不論，從中不難看出古人正本清源的良苦用心。

此外，史料中還有黃龍道、黃龍縣、黃龍山等一系列名目，也都是從黃龍亭衍化而來，與朝陽有關。其中武則天設立的黃龍縣，是古代朝陽最后一個以“黃龍”為名的建制，初隸營州都督府，為契丹十七州之一信州治，至神龍初（705年）改屬幽州——自此以后，“黃龍”一名便徹底淡出了朝陽歷史。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東漢遼東屬國是在西漢郡縣基礎上建立的，漢承秦制，而秦代在東北設置的郡縣又是沿襲戰(zhàn)國燕的建制，故黃龍亭的啟建不會比西漢設置柳城縣更晚，最遲也應斷定在西漢初期。自此算起，“黃龍”一名沿用了900余年，堪稱是古代朝陽第一張歷史文化名片。

三、黃龍亭的史學價值

眾所周知，龍是由原始圖騰演變而成的一種具有濃郁的華夏民族特點的文化符號。而在古代傳說中，黃龍則被奉為“神靈之精”，是黃帝軒轅氏土德的象征，代表真命天子。它與朝陽聯(lián)系在一起，不能沒有原因。

就一般規(guī)律而言，地名大都是依據當?shù)氐淖匀换蛉宋牡乩韺嶓w而命名。朝陽位于紅山文化核心區(qū)，而紅山文化又是以龍和玉為標志與黃帝文化相對應的一種文化，“黃龍”作為地名出現(xiàn)在此不應是偶然現(xiàn)象，所謂“地理與歷史，最有緊切之關系”。查考史著，五帝之一的黃帝在卜辭中書作“黃”（無謚號），而在神話傳說中卻被塑造成黃龍的化身，他不僅有“黃龍之體”，而且臨終又化為黃龍飛升，據說其玄孫大禹也是黃龍轉世。所以者何？通過古文字學和考古學雙重印證得出結論，“黃”乃“璜”（半圓形的玉器）之本字，指玉，象佩玉之形。由此可窺見神話傳說所蘊含的古史原貌。究其實，神話傳說演繹的“黃龍”，初始不過是象征圖騰的禮玉及其作為法器的功能延伸，其背后的隱喻也不過是黃帝一族以玉通神、隨玉而葬的信仰習俗。黃帝的真實身份不僅僅是當今學者所說的佩玉的享有者，作為世代因襲的氏族首領，他們應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卡里斯瑪（Charisma）型人物，在以玉傳信，以玉示德的同時，其所扮演的“角色”也隨之與佩玉同化，乃至以玉為名。黃帝之所以在道教神系中演化成玉帝，也根源于此。

可以肯定地說，對于如今以“紅山”命名的考古文化，古代先民并非一無所知。事實上，代際相傳的群體記憶一直都在上古時期延續(xù)，《山海經》便是最好的典證。《晉書》關于“（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的記載，也足以說明古人在某些不經意的偶然“發(fā)現(xiàn)”中會洞見遠古真相。紅山文化研究的重要實績之一，是通過古史傳說的解讀，推跡紅山文化分布區(qū)即黃帝、顓頊活動區(qū)。為此，學者提供了包括化石、玉器以及文獻資料在內的一系列物證和書證，可是至今尚無一人將黃龍亭納入證據鏈的研究。筆者以為，推溯地名可能涵括的歷史深度，黃龍亭應是比“顓頊之墟”及“舜筑柳城”年代更早的黃帝族的史跡遺存，慕容氏很可能因此將其認定為黃帝之都。退一步說，也許事實并非盡皆如此，但客觀上，慕容氏自認黃帝之裔，追循先祖遺跡肯堂肯構的民族發(fā)展歷程卻無可置疑?？傆^慕容氏從紫蒙之野到顓頊之墟，再從黃龍亭建都到遷都薊、鄴的百年歷史，與其說是重演了征服中原的一幕長篇大劇，不如說他們完成了文化信仰上的一次歸宗壯舉。后者在啟導邊疆民族的認同意識，推動黃帝文化成為凝聚中華民族核心理念的進程中無疑發(fā)揮著更重要的作用。對于紅山文化學者而言，如果將上述古史文獻聯(lián)系起來排比融通，綜合考量，勢必會更好地揭示黃帝文化與紅山文化的內在聯(lián)系及其對中國歷史所產生的深遠影響，進而掘井及泉，為紅山文化研究推拓出更加廣闊的空間。

文章作者：陳守義

文章來源：《渤海大學學報》2021年02期

選稿：甄藝涵

編輯：吳雪菲

校對：徐省之

審定：吳雪菲

責編：汪晨云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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